清朝的国运，乾隆时要算极盛，而衰机亦伏于此时。原来所谓八旗兵，它的种类，是很杂的，它的程度，也是很低的。在关外的时候，虽然以勇悍著闻，而入关之后，它的性质，就起个急剧的变化。当吴三桂举兵时，八旗兵已经不可用了。而谋生的能力，又是没有的。到后来，生齿繁殖，就反生了一个生计困难的问题。清初旗兵的饷银，比绿营加倍。居京师和在外省驻防的，所占的都是肥美之地。然而并不能耕种，都是典卖给汉人。饷银入手，顷刻而尽。往往预借到一两年。初入关的时候，旗民奉亲王府之命，四出经商。又或以卖人参为名，到处骚扰。因此就禁止他们，不准经营商业。旗户欠债很多，圣祖曾代他们还掉。又屡加赏赐，也不久即尽，并不能经营事业。乾隆初年，曾行移垦的法子，把他们移殖于拉林河阿勒楚喀等地方，不久，就多数逃走了。旗兵如此；其绿营兵也承平岁久，实不可用。高宗颇以十全武功自夸，平金川，定伊犁，服廓尔喀各两次。并定回部，安南，缅甸，台湾。其实天山南北路的平定，一半是适值天幸。安南、缅甸、廓尔喀三役，都弄得情见势绌，掩耳盗铃。金川之役，尤其得不偿失。嘉道以后，内忧外患，纷至沓来，就弄得手足无措了。
高宗是个侈欲无度的人。他明察不及世宗，而偏喜欢师心自用。并不能学圣祖的克勤克俭，而形式上偏事事要模范圣祖。譬如开博学鸿词科等。三次南巡，所至供帐无艺，国家的元气，被他斲丧的不少。而最荒谬的，就是任用和珅。和珅是个满洲官学生，应役在銮舆卫，扛舁御轿。有一次，高宗出行，在路上，忽然发见缺少了仪仗。高宗大怒。厉声问：“是谁之过与？”左右都震慑，没一个人敢对答。和珅便说：“典守者不得辞其责。”吐音宏亮，高宗异之。又和他说话，奏对都称旨。由此从侍卫，副都统，超迁到侍郎，尚书。拜大学士，在军机处行走。子丰绅殷德，尚了公主。声势赫奕。至于公然令内外奏事的，都要另具副封，送到军机处。和珅是个贪渎小人，除掉要钱之外，一无所知的。既然揽权，就要纳贿。各省官吏，不得不都苛取之于下属。辇着巨金去事奉他。下属无法，只得再刻剥之于人民。于是吏治大坏。当时发觉的赃吏，赃款动至数十万，实为前此所未有。——不发觉的，还不知凡几。加以这时候，民间的风气，也日趋衰侈。看似海内殷富，实则穷困无聊的人，也不知凡几。内乱之起，就处于必不能免之势了。
以财政论，乾隆中叶后，国库的剩余，有了七千八百万，也不为不多。然而从乾隆末年乱起以后，国库的储蓄，就逐渐销耗。加以康雍时代，吏治清明，一切政治，都费用较少，嘉道以后，情形就大不相同（譬如清初河决一次，所花的钱，不过百余万。道咸后便动辄千万）。财政日渐竭蹶，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一个大关键。